从抗战末期到建国初期，乃至一直到六十年代，刘少奇在党内始终都是二号人物，且他在党的工作中，表现的确实相当出色。
建党早期，刘少奇就和毛主席一样崭露头角，1922年夏天，24岁的刘少奇就在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回国后同毛主席与李立三一起参与领导国内的罢工运动。
在从事工运期间，刘少奇和项英一样，表现出了相当强的个人能力，1931年刘少奇更是成为了政治局候补委员。
但是和项英不同的地方在于，刘少奇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能力而走上个人地位的“快车道”，相反的是他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在走“下坡路”。
展开剩余90%原因很简单，刘少奇和毛主席一样，对当时党内“左”的风暴存在警惕，所以他“不合群”，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同志，在长征后迅速得到了个人的发展。
那么刘少奇在长征中，到底做了什么呢？
遵义之前
1933年秋，刘少奇以中央苏区工人为主体，组建了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当时党内普遍认为，工人阶级最具革命积极性，觉悟最高，是革命的主导力量。
但是因为反围剿形势的愈发恶劣，“红军工人师”的大量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在“红军工人师”成立半年后，所剩人员已经不足三成...
1934年2月28日，军委将其改编为红二十三师，在中央苏区即将长征之前，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三师和红二十一师组成，共计七千余人，也有一说是三千余人。
由于刘少奇一手组建了原“红军工人师”，所以中央匆忙调其火速赶回中央苏区，主持红八军团的组建。
当时松毛岭战役刚刚打到一半，刘少奇，罗炳辉，蔡树藩三人就匆匆赶回瑞金，但是应该说，刘少奇才是红八军团成功组建的主要功臣。
至此危难之际，是刘少奇紧急动员了几千江西，福建子弟加入红八军团，我们无法确定中央刚刚组建红八军团时，该部到底是三千人还是七千人。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刘少奇作为红八军团的中央代表，领着这支部队上路时，红八军团有一万一千人，但只有三千条枪。
无论是刘少奇紧急招募了四千人，还是说他紧急招募了八千人，都说明了他不俗的能力。
在长征初期，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红八军团这三个军团是负责殿后任务的，殿后任务最难打，没有后援，牺牲很大，也难以撤退。
红八军团本身就是新军团，新兵多，枪械又少，战斗力比较弱，打阻击时牺牲最大，很快就伤亡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合并为一个师，由刘少奇全权负责改编，这个命令差点害死了刘少奇。
两个军团因为长期的高强度作战，以及巨大的伤亡，本身就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这下一合并，各种建制重合，职权重合，部队一下子就更乱了。
这个时候中革军委又传来了一个相当荒诞的命令，要求所有原红八军团部队必须全部改编为辎重部队，必须追上前方部队，因为要带辎重走不快，红八军团一时间伤亡巨大...
关键时刻，刘少奇接到朱德急电，要求他立刻抛弃辎重，轻装赶往湘江！！！
可以说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是朱德救了刘少奇一命，朱德之后，陈云又救了刘少奇一命。
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时，粮食早就没了，仅有的也都和辎重一起丢了，关键时刻他遇到了红五军团的中央代表陈云。
刘对陈说，他的部队几乎打光，还剩千把人，两天没吃饭了，请陈云就救命，陈云把自己部队的口粮分给了刘少奇一部分，一众人边走边吃，总算成功过江。
后经罗荣桓统计，整个红八军团所剩不过六百余人，但就是这些人，竟然为中央挑来了珍贵的百余担银元和机密文件...
12月13日，红八军团合并入红五军团，刘少奇代替陈云担任中央代表，也是在不久后，遵义会议便召开了...
遵义之中
总的方面来说，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有两方面的功绩，一方面是积极的支持恢复毛主席的军事领导权。
而另一方面，则是“独树一帜”的提出了六届四中全会后，临时中央所犯的政治路线错误的问题，刘少奇在遵义会议第二天就发言称，四中全会以来，白区工作犯了“左”的错误，导致白区职工运动乃至党组织的瓦解。特别是五中全会后，白区和苏区党的路线是否正确，要求中央做出全面的检讨和改正。
刘少奇的发言非常的明确，他就是认为博古和李德的这个临时中央，在路线上是存在巨大问题的，在左倾错误路线的认识上，刘少奇是走在了党的前列的。
在遵义会议前后，很多同志对过去的问题都是有所反思的，但是反思主要集中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误上，对于左的整体路线，很多同志尚且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刘少奇到底为什么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呢？
人的认识总是和自己的亲身经历高度相关，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就提到“认识从实践始”，“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是1932年底才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的，他早年从事工运，而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就一直在思考和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
通过他在安源和武汉从事工运的实践，以及经过顺直省委，满洲省委的所见所闻，以及上海工运的实践，他深深的感受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中国工人阶级和政党，比较容易矫枉过正，比较容易受到“左”的危害。
那么什么才算是左，什么才算是右呢？二者是否存在清晰的界限？
我们以刘少奇在上海工运中的实践为例，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刘少奇在上海领导沪西纱厂工人罢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在领导罢工期间，刘少奇广泛争取社会各界对工人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完全正常正确的行为，是统战，是联合抗日。
但是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和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却将这一次成功的罢工批判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刘少奇本人被撤销中央职工部部长的职务，还被迫作检讨。
而在红八军团的长征路上，刘少奇对“左”的军事错误，也产生了深刻的认识，他一手带出来的兵，没活下来几个，无论于公于私，刘少奇对“左”都存在怨言。
只是在当时，对于刘少奇的发言，毛主席，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均未做发言，不是他们不认同刘少奇的观点，而是问题解决不了，根里在莫斯科和共产国际，博古和李德只是“传声筒”。
但是刘少奇也因此在毛主席这里挂上了号，在长征结束后，很快便“平步青云”。
而刘少奇真正大放异彩，还是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之后，这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参考资料：
《长征时期的刘少奇》 刘源
《刘少奇在长征中》 王双梅
参考资料：
《长征时期的刘少奇》 刘源
《刘少奇在长征中》 王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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