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日军即将进犯胶东、胶东大地处在沦亡前夜之际，作为山东省中华民 族解放先锋队队部特派代表的他被派驻 到威海卫，利用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胞弟这一有利身份，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为威海起义的成功举行发挥了重要作 用。他是威海卫“民先”队部负责人孙明光。
孙明光
危亡时节奋然起
孙明光，原名孙玺琪，曾用名王明光，1918年出生于山东省高苑县（现淄博市高青县）洼里孙村。孙明光的胞兄孙鸣岗（孙玺凤）于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边学习边做工，节省下县里支付给自己的助学金，嘱咐父亲一定要供弟妹上学。当时，家里的多数弟妹均已超龄，只有最小的妹妹孙玺瑛、最小的弟弟孙明光尚适龄，于是俩人先后在本县读完小学。后孙玺瑛考入济南女子师范，孙明光则投奔姐姐，考入济南山东第一中学继续求学。
在校期间，孙明光受进步教师影响，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成为“民先”骨干、山东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常委，于1937年夏考入齐鲁大学，并将行李搬至大学，做好入学的准备。
展开剩余86%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会后派出部分党员和省“民先”队部队员到全省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孙明光因其胞兄担任国民党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被派到威海卫开展统战工作。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
孙明光日常住在威海卫管理公署专员寓所，利用自己是专员弟弟有利身份，活跃在威海中学、海军教导队和国民党威海政训处，公开宣传抗日。他还经常到海军教导队给士兵们讲课，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激发爱国官兵和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为顺利开展各方面的工作，孙明光与孙端夫、袁时若等同志经过初步酝酿，成立了威海卫“民先”队部，采取单线联系、分片包干的办法开展工作。
孙明光在《在威海卫抗日武装起义经过的回忆》的文章中写道：记得我当时的活动规律是每日以半天时间，秘密去郝中队长处给海军教导队中下级军官士兵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另半天时间，去政训处或威海中学和孙、袁碰头，研究工作；早晚一日三餐的时间，则利用与兄嫂在一起的机会，谈论时事政治，交换意见，辩论问题；深夜，回到自己寝室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威海起义前，孙明光与中共胶东特委取得联系，到文登县沟于家村向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汇报威海“民先”活动情况，理琪介绍孙明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威海卫特别党支部，孙明光任特别支部书记，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组织参与威海起义。
孙玺凤（孙鸣岗）夫妇携女摄于威海卫管理公署院内
1938年1月15日，参加起义的中共党员、威海“民先”队员及部分学生、农民100多人在约定地点集合完毕，胶东特委做了起义前的战斗部署。经过事先的统战工作，孙鸣岗把专员公署库存的近百支枪和大宗军用物资交给了中共胶东特委。16日清晨，起义队伍集合在专员官邸前召开大会，孙明光主持会议，在开会前他带领大家唱救亡进行曲。接着，理琪发表讲话，号召起义人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威海起义旧址
下午，孙明光随其兄孙鸣岗乘船去香港，孙鸣岗取道香港去武汉向国民党政府辞职。
敌后高扬锤与镰
孙明光通过日常接触，影响并说服胞兄孙鸣岗走上抗日武装起义的道路。孙鸣岗向国民党政府弃职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石友三部顾问。后适逢第十集团军转赴河北，他遂向高树勋申请到第十集团军第二梯队的编制番号，留驻山东。
孙鸣岗通过统战活动与中共山东省委、山东分局的主要领导建立了秘密联系，在去威海收集旧部组建抗日武装的行进途中，因脚伤暂住高（苑）博（兴）治疗。在中共清河区特委挽留下，暂缓东行。在家乡高苑，兄弟俩遇到根据党组织指示回高苑开展建党建军工作的孙健萍、孙风惠等共产党员，他们在一起共商抗日救国保家乡的革命大计。经请示中共清河特委，1939年春节，秘密集结各方面的武装力量，在高苑三区中心元河镇小学隆重举行了抗日武装部队的命名誓师大会，创立了小清河西北部高苑地区由中国共产党秘密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时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团第二梯队（简称“二梯队”）。
“二梯队”以中共党员为领导核心，以“民先”“抗联”成员为骨干，下设四个连队和一个侦察队，有200余人。孙鸣岗任司令，孙明光任政治部主任。为了更好开展工作，在部队内建立了孙健萍、孙明光、侯新风等７人组成的中共临时特别支部，孙健萍任书记。这支抗日武装建立后，与清河区八路军互通情报，协同作战，为清河区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梯队”成立后，高高举起抗日救国保卫家乡的旗帜，夜袭日军侵占的高苑古城，活捉并枪毙了汉奸维持会会长刘恩鸾。面对“二梯队”，日伪闻风丧胆，多次围剿未果，对孙家两兄弟更是恨之入骨，对孙家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孙明光的二姐孙玺珊是个裹着小脚的农村妇女，被敌人抓住，绑着双手的大拇指吊在房梁上，逼其交代两兄弟的下落，但她坚贞不屈，坚决不说。三姐孙玺瑛及女儿被威胁要抓到日本宪兵队，后经多方斡旋，才得以幸免。孙家兄弟的两位舅舅是普通的农民，被日伪军抓捕，投入深井而死。
日军恼羞成怒，经常派出武装汽车出城，由元河镇向西经于王庄深入高苑三区进行报复性“扫荡”。“二梯队”侦察研究了敌情，决定乘敌人麻痹之机在于魏家堡设伏袭击日伪军。孙明光带领一、二连埋伏在村东担任正面伏击，由孙健萍、侯新风带领的特务连和郑子修带领独立连隐蔽在村东公路两侧，形成南北夹击的阵势。待日军全副武装的汽车驶入伏击圈后，三面埋伏一起开火，日军当即死亡数人，急忙调转车头，仓皇回逃。“二梯队”乘胜追击，获胜而归。“二梯队”的行动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保护了群众利益，振奋了士气，壮大了军威。
山东纵队一部由清河区前往沂蒙山
1939年6月，“二梯队”奉命同八路军三支队司令部及其主力团部队在邹平西南胶济铁路以北的刘家井、韩家庄一带会师。之后，又与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率领的基干营会师，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孙健萍继续领导高苑抗日游击根据地爱国军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一路由孙鸣岗、孙明光率领“二梯队”主要连队，跟随杨国夫南下临淄山区参加三支队的大休整。经过两三个月的休整，根据当时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和革命需要，整训后的“二梯队”正式改称“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孙明光担任大队长兼政委。
历尽艰辛苦作舟
在孙鸣岗和孙明光兄弟二人的影响和感召下，孙家兄弟姐妹都加入了抗日救国的队伍，各尽所能地为抗日救国尽一份力量。孙家男丁老二孙玺玖自幼聪明能干，从走街串巷卖文具用品，逐步积累些家产后作为开明士绅，成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一员。男丁老三孙玺瑶终身务农，是种田的好把式，抗战初期就把自己的大儿子孙澎洋送到革命队伍中，跟着叔叔们打敌人，后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孙家姐妹同样如此，1939年3月，老二孙玺珊将自己13岁身高不及枪高的儿子魏瑞珍送入革命队伍，成为一名传令兵，跟着舅舅打敌人，至今已经97岁，是山东省直机关的离休老干部。老三孙希瑛嫁到济南，多次自费为抗日根据地购买各种紧缺物资，将其秘密送给济南的联络员。孙家老母亲多次为党组织购买紧要物资，当年自费的购物发票虽已破旧，但它见证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1940年春，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和清河区开辟新区工作团陆续进驻高苑县，创建了高苑抗日根据地。10月，中共高苑县委成立。10月10日，庆祝百团大战胜利暨高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召开，孙明光当选为高苑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从1942年至1948年期间，孙明光历任山东省政府（战工会）科长、吉林省政府民政科科长、伊通县县长等职务。担任伊通县县长期间，由于当时伊通北部、西北部临近国民党军队盘踞的长春、四平，因此，当时县委、县政府决定首先在南部和中部几个区进行土地改革，组织百余人的工作队分赴各区村，组建农民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孙明光于1947年11月签署布告，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停止佃农向地主交租，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孙明光长期在社会主义工业战线上辛苦奔忙，历任吉林省政府工业厅副厅长、山东省冶金工业厅副厅长、冶金部供应局副局长等职。1964年后，孙明光担任冶金部行政司司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孙明光惨受迫害，后与在冶金工业部教育处任处长的夫人黄少岩（老党员，解放前在中共北京地下党组织《北京红旗》工作）一起被下放到冶金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多年，直至20世纪70年代平反后，终于一起回到了北京。
小学生在威海起义展馆内参观学习
2001年6月24日，孙明光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纪念是为了更好的传承。走进威海起义展馆，投影仪循环播放着威海起义的片段，前来观展的市民通过参观学习详细了解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重温那段峥嵘岁月，学习在威海起义中孙明光等革命先辈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来源：Hi威海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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